教会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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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近四十年,中国基督教的成长,主要体现在参加基督徒聚会的人数不断增长。随着聚会人数的增加,聚会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变化:聚会的时间安排从比较随意的不定时聚集,到固定在星期天的主日崇拜。由于人数的增长,从早先基督徒开放家庭聚会,到基督徒联合出资租用适合的场地聚会,再到建立教会群体,聘请专职教会牧师;进一步再购买物业为教会会址,甚至购地建堂。而且,随着聚会常态化的发展和聘请牧师,教会的宗派立场也逐渐清晰,教牧的事奉也日趋正规,包括儿童和老人事工,跨文化宣教和社区福音工作等。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家庭教会始终未能成为法定的社会团体,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在聚会模式等方面,却越来越接近,成为过去十多年中国基督徒发展的一大特色。

但这一令人欣慰的局面在过去两三年被打破了。由于推行新“宗教管理条例”,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模式再次出现了极为剧烈的变化:在“取缔和制止非法宗教聚集”的名义下,用强力迫使基督徒放弃堂会制的发展模式,重新回到家庭聚会的模式。

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基督教已经不可能再被人推回到四十年前的光景。此时此刻,放弃已经建成的堂会制,将现有教会小组化,成为了众多教会的不二选择。

但是中国教会的小组化,并不是海外流行“小组教会”的翻版,而是在被迫进入教会的“后堂会时期”之后,中国基督徒对于“教会”和“聚会”新的理解。中国基督徒和他们的教牧普遍认定耶稣对门徒的应许:“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因此,“无论哪里”,“奉主的名”和“有主同在”,就成为中国教会小组化最重要的神学依据。

虽然小组成为中国基督徒未来成长的主要方式,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教会已经对教会的小组化运作驾轻就熟了。她们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逐步去化解。而这个过程,也会给普世教会带来许多不同以往的神学反省:

首先,不仅是信徒,教牧同工也开始认识到,教会小组化并不是对时局变化的被动应对,更不仅是聚会形式的变化,而是上帝要在这个时代建立祂在中国的教会。包括学习如何更好地依靠神,使得更多的教会成员能以各自的生命荣耀神,并具备见证福音、门徒训练和传福音的能力。

其次,小组化让中国教会再次思想教会与社会、与所在社区的的关系。由于家庭教会主要依靠个人布道实现教会成长,加上城市化和城镇化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结果导致原堂会制家庭教会的信众,大都分散在城市不同的居民小区。对于大多数教会而言,除了主日崇拜,他们在各区早已有分区祷告会和周间团契活动。小组化主要就是将平时集中的主日崇拜改变为分区各自举行,当然教会其他的事工也受到影响。比如笔者曾访问过数次的一间教会,小组化就是把已经上千人参加的主日聚会,下放到已有的68个地区小组,教会原有的结构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主日崇拜毕竟与周间的团契聚会和祷告会不同。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分区崇拜以后,主日证道和主领圣餐礼的传道人就难以应付。除非能在极短时间内训练出足够的“小传道人”,能分担教会牧师的部分事工,不然信徒的牧养和教导方面就会出现疲弱的现象,而这又不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周之内就可以解决,因此中国教会必须有智慧地处理以下的问题:

一、当前的教会小组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在同一个居民小区中往往存在几个,甚至一、二十个来自不同教会的小组。各个教会都应该思想,如何让从属不同教会的小组一起成为所在社区的福音“改变社区”的器皿和见证?比如如何让小组成为学习神话语,践行圣经教导的小区居民群体?让所有寻求真理的人都可以寻见,让在世俗和败坏中沉沦的人看到光明,就成为教会小组化以后重要的事奉形式。虽然目前任何的教会存在形式都不被承认为“合法”,但基督徒流露出有见证的生活,基督徒们同心一起在小区中服务社区,是没有任何外在的“条例”可以禁止的。而这些也是基督徒最有自信和最愿意从事的服事。只要假以时日,中国基督教就会迎来另一个增长的高峰期。

二、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除非中国人确信自己能从中得到益处,中国人并不愿意与他人交往,更不愿意开放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窥视。而这一点在城市生活中尤为明显。但是基督徒参加小组,首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他人身上获得任何实际的好处,而是一同追求学习主的话,并一同用代祷来建立彼此。因此参加小组不是为了利益,却是为了自己能成长,并服事他人。这个意识会帮助中国基督徒更加成熟。

三,小组要让福音成为一切事工的中心。由于传统文化和城市化生活的双重影响,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着唯利是图、不信任他人的社会风气。而作为以福音为主的信仰群体,使命意识却促使中国基督徒成为社会上最愿意开放自己、接待他人的群体。如何不让这种美好的社会现象失焦,如何不让基督徒的见证成为聚集人气的场所,最重要的是如何始终保持福音在小组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唯有让主的名被高举,小组才会有活力,教会才会有成长,中国基督徒也因此能更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引导社会的发展。

我们感谢主,当前中国基督徒的小组化,主要不是按照阶级和不同人群特征,比如“单身、结婚、老人、知识分子”等人为设置,而是按地域以家庭为基础建立的。因此共同的生活处境是人们彼此激励、彼此代祷的重要原因,而为主做见证和向人传福音,又是基督徒最大的共识。只不过如何在同一个居民小区中跨越不同教会的藩篱,如何引导不同教会的小组成员,跨越出宗派、神学和宗族背景的篱笆,真正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当前正是中国教会建立本土化的教会论最好的阶段,也是最佳的处境。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基督徒们将为二十一世纪的“教会论”提供成熟的新论述。

由于长年来畸形的社会生态,直到如今,中国没能发展出成熟的公民社会。而由于神学教育受到严厉的制止,中国教会不像西方教会有许多受过正统神学训练的传道人,反而有大量未经训练却热心事奉的教会领袖和同工,他们正是当前在各地带领教会小组的主力。因此,如何在现有条件下造就各地小组带领人,让他们都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正是中国神学训练最重大的挑战。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挑战,使得中国教会有机会寻找到一条现代教会“人人皆祭司”的新路。而这不仅会发生,也将成为中国基督徒对普世教会重要的贡献。

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中国的教会,如同成就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