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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和行政手段，曾经兴盛一时、在各地堂会制的中国城市新型教会正在被迅速地“小组化”。当前中国的教会小组化，并不等同于海外的“小组教会”运动，因为后者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并有出众的领袖和明确的分工。中国教会的小组化却是在城市教会还未完全成熟，只因现行宗教政策的推出而被动地“分散”。而且这些教会在“分散”以后，还得继续面对被人暗中举报“非法聚会”，和网格化行政管理的体制，使得现有的“小组”面临着更加碎片化的命运。虽然在过去，中国教会不乏“分裂”的发生，但像目前既宣告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又从根本上打击家庭教会等民间宗教团体，迫使他们彻底地“碎片化”，直至化为乌有的两面派做法，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中国教会要如何走向未来？几十年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会否因此来到拐点，趋于没落并走向解体？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要了解中国基督教的本质和独特性，并要从五零年代至七零年代近三十年没有任何公开宗教活动的时期，找出他们是凭什么挺过来的？从众多过来人的见证中得悉，圣经，不论是残存的书卷，或是脑中记得的经文，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基督徒维系信仰、体会上帝同在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信仰支点。
圣经成为中国基督徒的信仰支点并不是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因为就在全国范围教会碎片化时期刚刚开始时的问卷调查中发现，中国基督徒对于圣经，尤其是对于传统纸本圣经的珍爱程度，远高于电子工具和其他流行的工具（参下图）
需要说明的是，当中国信徒说自己喜爱阅读和持有圣经时，他们并非像西方基督徒那样，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圣经译本。绝大多数信徒口中的圣经，指的就是于1919年完整出版的《新旧约全书》，也即“和合本中文圣经”。
自马礼逊以来，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第一要紧的工作之一，就是尽快翻译出能让中国人自己阅读的中文圣经。在那个还没有国语和普及教育的时代，传教士们就利用自己所在地区的地方语言，翻译了许多不同方言的圣经。在马礼逊来华将近50年之后，几个在华大宗派和圣经公会意欲联合出版超越地方性的 “委办译本”。虽然这一努力并没有成功，但却再次汇集力量，冲破了种种难关，最终于1919年正式推出了和合本《新旧约全书》。
和合本一经出版便迅速地脱颖而出，取代了所有方言和当时流行的其他圣经译本，成为中国人使用的主流译本直到如今。虽然近年来，海外华人基督徒也有修订和合本和重新翻译圣经的种种努力，并涌现出现代中文译本、新译本和当代译本等中文译本，但一百年来，不论是大陆还是海外，和合本的主导地位不曾动摇。在众多华人基督徒的心目中，和合本就是圣经（the Bible）的同义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对于中国教会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学者们发现：
首先，和合本造就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意识。对于身处晚清以后，极为动荡时代的中国基督徒和西教士们而言，和合本的成功翻译不仅为中国信徒提供了一本完整和优美的中文圣经，也为已经四分五裂的中国社会，在文化建设、重构社会架构和利用普世价值建构中国人的伦理价值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今天，中国最为世人称道的便是中文圣经的出版数量，因为自八零年代重印圣经，到2014年，受到国家掌控的圣经印刷就已经到1.25亿本2（其中绝大多数为和合本）。其实，中国圣经发行量的庞大并不是最近这四十年的事情，因为根据资料，到1949年，中国已经累计发行了293,422,366 本圣经。3让人感慨的是，尽管民国时期中国的基督徒（含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占人口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但没有武器、也不靠斗争的基督教文化，却在那战火连年的时代传遍了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成为引领中国走向文明社会的一股力量。学者们留意到，在1919年和合本圣经正式出版后，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下令，让所有小学都使用国语教学。当时推广国语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方言繁多、被各地方势力割据的中国，通过国语/普通话的教育，先在文化上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和合本恰如其分地成为中国人学习和使用国语/普通话的模板。和合本的出版不仅促进了方言的统一，还推动了中国文人放下文言，实现了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的统一。可以说，华人基督徒热爱和合本圣经，不仅因为它是一部优秀的译文经典，也因为它向国人提供了一套崭新且完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系统。
其次，和合本塑造了中国基督徒的圣经意识。自晚清以来，由于民族主义的抬头，中国基督徒群体中也出现了要摆脱西差会的控制，实现中国基督徒完全自立的教会运动。虽然这个运动在1919年之前就已经发生，但和合本的出版，使得这个运动如虎添翼，也为中国本土教会提供了系统化的神学词汇。学者们注意到，中国教会本土的系统神学并不是以原文圣经为基础建立的，却从一开始就直接建基于和合本圣经的语文之上。这一现象不仅主流的基要主义神学如此，其他如真耶稣教会等专注灵验的神学，也都是以和合本的文字为基础4。更重要的是，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中国基督徒正是依托对和合本经文的理解和背诵，才挺过最艰难的岁月。可以说离开了和合本，中国教会不仅会失去“精准的”的神学语言，也会动摇他们对“上帝启示”的信心。和合本已经提供了中国基督徒一套完整的信仰语言系统，是难以被取代的。
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基督徒群体中备受尊重的贾玉铭牧师，在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时，以保罗“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托祂的”的自白为例(提后1:12)，就和合本圣经的翻译问题公开呼吁中国的基督徒们：“我们要有经验的信仰与对信仰的经验。我们的信仰不是学说、理论、教义、信条，不是客观的、假定的、遗传的，乃是实践的、有经验的、在生命生活上表现和实行出来的。”5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从当前中国基督徒群体的视角回看这六、七十年中国教会所走过的路，就发现这段当代中国教会的历史已经很好地诠释了贾玉铭牧师当年那深刻的洞见。正因如此，我们确信，虽然语言的进步使得部分和合本的用词有修订的必要，但和合本的存在和中国基督徒对和合本的信赖，教会被迫的碎片化并不会对中国教会的肌体造成致命的危害，却可以成为这一代中国基督徒实践信仰、经历上帝信实的良机。这是上帝祝福和造就中国教会的方法之一。
1 钟约翰：“和合本圣经翻译与中国教会的合一”。未发表的研究报告2019
2 爱得基金会，2016。 https://www.amityfoundation.org
3 钟约翰：“和合本圣经翻译与中国教会的合一”。未发表的研究报告2019
4 赵多加：“民国时期真耶稣教会的圣经思札与诠译研究”。未发表的研究报告2019
5 贾玉铭：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第83-85页。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