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代表了许多在西方国家留学期间成为基督徒的中国学生。他通过参与一个充满活力的校园事工的活动，并参加英语教会和查经班而信靠了耶稣。几年后，乔治回到中国，却发现坚持信仰远比他想象的困难。他的工作需要长时间加班，而且涉及一些似乎无法避免的腐败行为。父母不断催促他与一位非基督徒女性结婚；即使周日有时间，他也找不到一间自己觉得合适的教会。乔治正认真考虑放弃他在海外留学时接受的信仰。
那些在海外成为基督徒的学生，回国后会在家庭关系、职业发展以及教会生活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如此严重，以至于据估计，多达80%的归国信徒会在回国一年内放弃他们的信仰。
文化价值观与文化距离
为什么海归基督徒回到中国后，继续持守信仰会如此困难？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他们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回应福音、接受门徒训练的，但回国后却无法将自己的信仰成功地移植到中国的文化环境之中。
文化被描述为一种集体性的“思维程序”，它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有所区别。所谓文化距离，就是两个群体之间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文化价值观是在儿童时期通过一种称为“社会化塑造”的过程习得的，这一过程依赖于家庭和社会所给予的正面或负面强化。儿童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塑造，他们吸收的一切都会被视为正确、合乎道德且恰当的思考与行为方式。
我认为影响中国学生门徒训练的关键文化价值观，是个人导向与群体导向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差异。对成长于中国的学生来说，他们在形成世界观的关键时期基本都处于群体导向的文化之中。
群体导向文化
群体导向文化塑造人的身份认同，使其身份来自于自己在某个群体中的成员资格与角色，例如家庭、村庄或工作团队。
群体导向的人潜意识里相信，自己的生存与福祉依赖于群体的成功，因此个人利益往往会为群体利益作出牺牲。群体成员倾向于以“我们”而非“我”来思考问题。相互依赖与群体内部的和谐受到高度重视，人际关系往往比真理本身更重要。
大多数中国学生在与家庭成员高度紧密相连的关系中长大，并学习如何与亲属合作，后来又与同学合作，以确保群体整体取得成功，从而实现所有成员共同受益。
对于成长于这种文化背景中的中国学生而言，离开这些紧密相连的人际关系，前往海外求学并不容易。初到海外时，他们常因失去了亲密关系网络而感到空虚。这或许正是许多人被基督徒教会和团契吸引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们渴望归属于一个群体、与他人建立联系，因此基督徒群体和福音信息对他们极具吸引力。许多人回应福音，也许部分原因正是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彼此关爱的归属群体。
与此同时，他们长期以来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也因为生活在异国文化和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之中而受到挑战。在中国，传统受到重视，社区内部及师生同学之间的和谐十分重要。独立思考以及发表批判性观点，常被视为对权威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个人导向文化
当他们来到西方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重视个人思想的社会。在这里，批判性思维、论证观点受到鼓励，而抄袭则被严厉谴责。
过去，取得好成绩主要依赖于记忆和复述知识；如今，他们需要理解并运用知识。在中国，引用官方说法、模仿权威观点往往受到鼓励；而在西方，这种行为可能被认定为剽窃。
对于刚到海外的学生来说，这通常是巨大的冲击。但大多数人都能很好地适应，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转变。他们开始发现，自己可以独立思考，可以拥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也能探索那些从前被视为禁区的话题。
正是在这种情感、思想与文化剧烈震荡的时期，他们接触到福音信息和基督徒群体。这个群体鼓励他们认真研读圣经、提出问题，并根据所学内容做出决定。
而在中国，像信仰这样的重大决定通常需要与家庭商议，并得到家长认可。然而身在海外时，家人距离遥远，影响有限，也无法提供学生当下所需要的那种紧密联结，而基督徒群体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
虽然西方国家的教会或学生团契本身也具有许多集体特征，但它们通常由个人导向文化背景的人建立，并存在于个人导向文化环境之中。
门徒训练会根据所在文化进行处境化，因此，新成为基督徒的中国留学生极有可能是在西方个人主义语境中接受训练的。
个人导向的人首先认同的是“自己”，即“我”和“我的”。他们潜意识里认为，个人需求优先于群体需求。独立、自力更生和照顾自己受到高度重视。人们可以加入某个群体，但这个群体通常不是其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因此也可以随时离开。
在个人导向社会里，门徒训练往往从个人出发：
我认识到自己的罪； 我为自己的罪悔改； 我请求神赦免我的罪； 因为耶稣为我而死； 我相信耶稣。
这些神学内容当然完全正确。但通常而言，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这是一段个人独自完成的旅程，然后再告诉家人与朋友。由于信仰被视为个人的私事，因此这种方式被认为是合理的。家人与朋友也许会嘲笑，也许不愿接受传福音，但通常会允许一个人拥有自己的信仰。
信主之后，新信徒会被教导如何过基督徒生活。他们被鼓励参加教会和团契、乐于奉献、积极服事教会。这种群体生活正是国际学生觉得极具吸引力的部分。
然而，在这个群体内部，强调的仍然是个人信仰成长。圣经教导通常针对现代西方城市的学生事工环境进行应用，重点包括个人圣洁、个人读经、默想、祷告，以及为真理站立（即使会影响彼此的关系）；同时也鼓励不断增加对圣经与西方神学的认识。
但是，虽然学生被鼓励参加教会和查经小组，关于教会本质和意义的教导却往往有限。他们会看到一些人缺乏长期委身，也会发现人们频繁更换教会，只为了寻找“适合我的教会”。
他们所体验的教会是在一个自由、合法聚会的社会中。关于受苦、逼迫，以及如何在维护真理的同时尊重家庭关系等主题，很可能很少被提及。
在具有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社会里，“职场诚信”也许只会被简单带过，而不会像中国这样需要深入讨论，因为在中国职场中，腐败现象几乎存在于各个层面。
同样，在一个婚姻主要由个人自主选择的社会里，很少会有人讨论如何面对亲属持续不断的催婚压力。遗憾的是，尽管许多西方事工付出了大量门徒训练和辅导努力，但他们往往是在为错误的处境做准备。某种程度上，这就像教一个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学习建造冰屋或制作雪橇一样。
三个关键问题领域
通常，海归基督徒回国后主要在三个方面面临挣扎：
- 家庭关系；
- 工作与职业；
- 融入教会或团契。
家庭关系
据我观察，能够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并非普通家庭。考虑到前文所述，中国父母本身具有高度群体导向特征，因此他们愿意将独生子女送往海外，远离家庭群体的保护与照顾，这本身已经十分不寻常。
一般而言，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成就动机。正是这种高度成就导向的父母，愿意做出艰难决定，希望孩子取得成功，也希望整个家庭因此受益。海外留学是一项昂贵、艰难而漫长的工程，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决心。
学生本人往往并不了解父母为此付出了多少，更不知道完成学业只是父母计划中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当他们回到中国时，还有更多任务等待完成，而这些善于规划、执行力很强的父母也早已为此做好准备。
工作与职业
归国之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寻找一份合适工作。在此之前，人们很容易认为留学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孩子获得教育，从而取得成功事业。但回国后会发现，更高层次的目标并非单纯让孩子成功，而是提升整个家庭的利益与声望。
在海外期间，学生逐渐形成一种观念：工作不仅提供收入，也能带来人生意义。作为基督徒，他们还希望通过工作荣耀神。同时，他们预期工作虽然占据大部分时间，但仍有休息和参加教会活动的空间。
然而回到中国后，他们面对的是合适岗位不足、海归人才过剩的现实。很多时候，只有借助家庭关系才能获得工作。于是他们必须表现异常优秀，以报答雇主并为家庭争光。
他们发现，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十四小时并非不可能；漫长通勤、拥挤交通、恶劣天气和严重污染也成为日常现实。他们还发现，商业腐败已经根深蒂固到几乎无法完全避免参与的程度。
更糟糕的是，周围的人对此习以为常，几乎不会给予同情。而他们在海外所接受的圣经教导，对于这些现实问题往往帮助有限。
婚姻
当工作稳定下来后，下一项挑战便出现了。在儒家文化社会里，成年子女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为家族延续后代，即为父母带来孙辈。显然，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结婚。
积极主动的父母通常不会坐等事情自然发展，他们往往早已开始筹划这一人生重要阶段。各种相亲对象会被安排出现，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主要包括家庭背景、人脉关系、职业情况和经济前景。
如果海归基督徒不愿配合这一过程，家庭矛盾很容易产生。
当海归基督徒提出希望寻找基督徒配偶时，父母通常认为这既不重要，也根本不现实，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基督徒。
家庭未来的荣耀与成功依赖孙子孙女，而孙辈来自婚姻。因此，归国信徒被告知，坚持寻找基督徒伴侣甚至选择单身，是自私的做法；这样会伤害已经为他们牺牲许多的父母利益。
他们在海外接受的教导常常假设婚姻是个人选择，所以在面对中国现实情境时往往缺乏帮助。海归基督徒发现，仅仅坚定地说“不”，只会让父母更加努力地推动婚事；同时，由于中国文化强调家庭依存，他们也无法简单地无视父母，因为社会并不接受这种做法。
融入教会或团契
第三项重大挑战是寻找教会。在海外接受门徒训练时，学生被教导要与其他信徒一起聚会，并保持稳定的教会生活。他们所经历的是一种自由、公开、合法的教会环境。教会很容易找到，因为有明显建筑、招牌以及网络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无需介绍或邀请。
擅长学生事工的教会通常非常欢迎新人。对于西方教会来说，中国学生往往颇具新鲜感，因此常常得到热情关怀，例如接送、免费餐食等帮助。西方学生事工也以高质量、富有思想挑战而简明扼要的讲道著称。现代活泼的音乐、丰富的青年活动以及舒适宽敞的聚会场地，都让人印象深刻。
然而，仅仅找到一间教会，对海归基督徒来说就已经是挑战。
中国官方注册教会虽然有固定建筑，但在许多地区数量有限，在大城市里也未必容易找到。即使找到了，参加聚会也不轻松。讲道通常不错，虽然有时会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然而每场聚会可能有数百甚至上千人参加。聚会结束后，人们匆忙离开，以腾出空间给下一场聚会。海归基督徒往往很难与任何人建立深入关系，也难以获得他们所渴望的亲密团契生活。
另一种选择是家庭教会。虽然在法律上处于灰色地带，但家庭教会在中国广泛发展。很多聚会地点十分隐蔽，需要熟人介绍才能参加。
一些家庭教会领袖接受过神学训练，但许多领袖只是热心信徒，虽然承担牧养、教导和服事工作，却几乎未受正式装备。因此，习惯了海外教会生活的海归基督徒常常觉得讲道冗长、神学奇怪、诗歌缺乏吸引力、场地狭小闷热，而且没有儿童事工。
在海外时，他们习惯了自由更换教会；而回国后，可供选择的教会本就不多，而且频繁更换教会常被视为缺乏属灵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建立归属感和支持关系。没有人再开车接送他们参加聚会，公共交通往返可能要花费一个多小时。每周可能只有一天休息时间，而家人又希望他们周日陪伴家人。
因此，许多海归基督徒难以在教会扎根，最终逐渐停止努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海外时，教会或团契是他们最重要的“群体”，提供支持、人际关系和人生意义。回国后，生活重新回归家庭和工作单位这两个传统群体。
失去基督徒群体支持之后，许多人发现自己难以继续为基督而活，逐渐向周围环境妥协，最终放弃信仰，成为统计数字中的又一个案例。
可以做些什么？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做些什么？
有趣的是，一些西方事工领袖认为，提供更多圣经训练甚至神学院教育可能会有所帮助。这个看法部分正确。
然而，如果我们认识到核心问题不是圣经知识不足，而是文化价值观冲突，那么就会明白，对中国学生的圣经教导必须以中国处境为导向。
那么，什么是处境化门徒训练？它如何帮助解决家庭、工作与教会等问题？
使用中文敬拜
既然要培养能够在中国生活的中国基督徒，那么第一步就是鼓励他们用中文来敬拜和认识神。
阅读中文圣经、用中文祷告、用中文讨论信仰，看似理所当然，但实际推行时却经常遭遇阻力。
许多中国学生是在英语校园事工中信主的，学习英语本身也是吸引他们参加的重要因素。而最常使用的《和合本》圣经语言相对古老，阅读难度高于现代英语译本。于是很多学生更喜欢使用英语圣经。
祷告也往往采用国际学生事工中的“简易英语”。
不少学生回国探亲后向我表达挫败感：他们无法向父母解释自己信主后的经历。原因很简单，整个信仰经历都是用英语完成的，他们甚至缺乏相应的中文宗教词汇。
将圣经教导应用于中国处境
更深层次地说，学生需要学习如何将圣经真理应用于中国现实。
例如：
当父母是非基督徒，并期待你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时，圣经如何教导我们孝敬父母？
在一个普遍食用血类食物或涉及祭祀的饮食文化的环境中，圣经原则应如何实践？
事工领袖需要意识到，许多在西方查经班很少提及的问题，却是中国信徒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
如何帮助中国学生与成熟的中国基督徒建立联系，获得团契与辅导？
如何确保他们接受的是适合回中国生活的门徒训练？
这些都值得认真思考。
为回国做好准备
学生需要在回国之前就了解即将面临的问题，以便有机会作出准备。
这些问题复杂且没有简单答案，但提前进行祷告、思考和讨论，有助于建立现实的期待与应对策略。
如果能提前介绍适合的教会和海归基督徒徒网络，也能帮助他们回国后更顺利地融入教会生活。
这些需求往往超出了传统学生事工团队的能力范围，因此需要专门知识与经验。OMF的海归事工团队正通过与教会和机构合作，推动适合中国处境的门徒训练、提供回国前培训，并帮助归国者与国内教会和团契建立联系。
像乔治这样在海外信主的中国归国人员，回国后通常都会面对严峻挑战。他们与父母、雇主之间充满张力，也常在寻找和融入教会方面遭遇困难。
然而，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根源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就会明白：以中国处境为基础进行门徒训练、提供回国前预备课程，并帮助他们建立归国信徒支持网络和教会连接，将会为像乔治这样的海归基督徒带来决定性的改变。
英文版 English Version: https://www.thrivingturtles.org/resource/going-home-is-not-what-i-thought/
（原载《Mission Round Table》12卷2期（2017年5月至8月），第31-35页。 ）